朱俊生：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消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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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需要设定增长目标，但可以通过法治和产权保护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只有化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陷入了整体主义的陷阱，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图片/愿景中国(000681)最近，我的同事赵昌文和副研究员朱宏明出版了一本新书《新常态下中国增长战略的新持久战理论》。这本书的主题是回答为什么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以适应和领导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新常态，以及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在认知层面，笔者批判了经济崩溃论和经济逆转论，认为中国是后发优势强、制度改革性强、政治经济生态差的结合体，因此有必要从持久战的角度看待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在实践层面上，作者探讨了一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策略，包括:坚持增长阶段理论，以长期代替短期；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保持制度的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塑造一个有效的政府取决于有前途的干部；从全球的角度坚持持久战。

该工作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了后发优势、制度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叙事逻辑，具有一致性和自足性。第二，解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很强。面对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短期增长目标和当前政策选择的争议，我们可以区分和分析不同的概念。第三，它有历史感。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当前的经济增长战略，有些章节具有历史分析的意义。第四，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是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的，但国际经验并不是简单地应用的，分析也非常详细。第五，大量同类型的代表性研究已被梳理得很透彻，该理论应用广泛，深度丰富。

作者提出，要彻底控制经济污染，大力推进改革，而不是以保持短期高增长率为主要目标；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甚至在改革后倒退，这是可改革制度的损失。为此，有必要加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消除资产泡沫，重塑社会薪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释放企业家创新活力，建立创新型经济结构。

对此，我深信不疑。以下是对本书涉及的一些主题的进一步讨论，希望有助于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和规则以及相关的讨论。

市场经济不需要设定增长目标。基于持久战的视角，笔者坚持增长阶段理论，变短期为长期，即将“十三五”规划分为低前高后两个阶段，以2020年翻一番目标所隐含的必要增长率6.5%为基准，调整阶段的增长目标甚至可以低于6.5%，而复苏阶段的增长目标则高于6.5%。也就是说，对于短期增长目标，笔者反对坚持6.5%底线的政策取向，但并不反对增长目标本身，而是主张先退一步，后两步。因此，在当前的政策选择中，笔者建议收缩性结构调整应优先考虑。这一政策主张对于当前促进调整和恢复经济生态具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是，市场经济有必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吗？

首先，将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gdp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财富的增长。原因是gdp反映的是总产出，而不是投入和盈余。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并不反映资源和环境的损失。因此，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顾成本和环境污染，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将导致财富的减少。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本身是非常误导的。基于此，阿马蒂亚·卢森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框架，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明了人的实质性自由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和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综合过程，这意味着消除贫困、个人束缚、各种歧视和压迫、缺乏普遍的法律权利和社会保障，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正义、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要求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发展战略中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其次，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本质理解的偏差。市场经济的初衷不是经济增长。正如朱海对他的老师所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套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和规则。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维护这一套制度和规则，保证无数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相反，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把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强加给个人，那就意味着限制人们对自己目标的追求。因此，似乎经济研究的重点不应该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而是如何纠正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和规则。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和规则，那么提出任何经济增长目标都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追求一个好的制度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第三，经济上没有gdp目标。在布坎南看来，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无目的的秩序，即无数追求特定目标的参与者以交易的形式相互作用，并在由此产生的秩序中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在互动秩序之外没有超越性的总体目标。正如布坎南所说，我们没有必要为整个经济或政治代理人设想一个主导的或普遍同意的目的或目标，而一些政治代理人却擅自承担促进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由于经济没有目的，经济评价只能指向交易参与者遵循的规则和他们形成的秩序，而不能像gdp那样是经济的副产品。显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引导经济达到更令人满意的总体目标水平上，而忽略了形成经济秩序的制度和规则。

最后，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是用方法论整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事实上，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就是用总体数据代替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无数参与者的个人感受，从而忽视个人及其感受，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关注状态的最优性。国家被视为单一的行动主体，无数构成国家的个人被忽视，这使得它忽视了形成经济秩序的制度和规则。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关注经济中不同主观偏好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因此，哈耶克指出，经济学不是关于参与者有意识的最大化行为，而是关于无数行为及其背后的规则和制度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此，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整体主义的陷阱，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政府可以预先设定一个总体目标，然后追求自己设定的目标，并通过干预市场来实现目标。事实上，笔者之所以反对坚持6.5%底线的政策取向，是担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各种刺激措施不利于结构调整，从而为未来增长埋下更大隐患。但事实上，错误不仅在于坚持6.5%，而且坚持任何增长目标都可能是有害的。

为了通过法治和产权保护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作者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企业家引入经济增长战略的分析框架。毫无疑问，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斯密指出，市场交易和市场规模扩张促进分工，深化分工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市场交易和市场规模扩张。事实上，史密斯市场扩张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企业家精神。

笔者强调熊彼特企业家，即在多方面进行创新，打破现有的均衡，使市场成为一个由创新驱动的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而企业家是创新的承担者。事实上，除了熊彼特企业家，还有科兹纳企业家和奈特企业家。科兹纳企业家对套利机会很敏感，利用并纠正市场中资源的错误配置，使市场趋于平衡，从而使市场成为一个不断趋于平衡的过程，这是企业家不断发现的结果。骑士企业家通过创建组织(企业)来减少不确定性。

无论何种类型，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和企业家精神的体现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法治和产权保护。不完善的法治和无效的产权保护将导致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在实践中，损害企业家创新的途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货膨胀，它以资产价格泡沫为重要表现形式。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非房地产行业薪酬结构偏离的实质是金融产品和房地产价格的膨胀。通货膨胀将打击企业家的创新，不仅因为价格上涨会降低企业家的利润，还因为价格上涨会促使企业家进行投机。显然，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很多企业家不愿意做生意，而股市的大幅上涨也使得很多企业家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股市投机上。值得指出的是，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家对投机的责任不在于企业家，而在于导致通货膨胀的制度，如信贷扩张和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

第二，政府的控制。监管意味着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干预或垄断重要资源，并有很多机会出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向监管者寻求租金和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上，这导致企业家把他们的才能用在错误的方向上。尽管企业家应该自律，但寻租的责任不在于企业家，而在于政府的过度监管。此外，另一种监管是市场准入限制。由于准入限制，企业家不得进入受限领域，他们的才能也没有发挥的机会。最后，高税收和补贴。过度征税降低了企业家的创新动机，使企业家不得不将他们的活动转向地下经济或非正规经济。表面上看，补贴可以激励企业家，但实际上，因为补贴可以获得大量收入，所以会削弱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简而言之，制约企业家成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不适当的监管导致自由的丧失，即企业家无法在自己面临的环境中做出自由选择，无法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价值偏好追求自己的目标。第二，法治的缺失是由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依靠权威和暴力压制的人治取代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治理模式。显然，如果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薄弱，企业家精神将完全窒息，经济体系将被锁在低水平的陷阱中。

因此，要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不仅要重塑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结构，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还要建立法治，保护产权。事实上，合理的薪酬结构和企业的纵向流动性也从根本上依赖于法治和产权保护。因此，要充分展示创业精神，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控制和干预，实现法治。只有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不受反改革心态和政策的阻碍，以展示企业家精神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才能成为最大的制度红利。

消解权力是限制权力的唯一方法。作者提出应该塑造一个有希望的政府。为此，应从治理政治经济生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甚至提高制度的可改革性三个方面界定职能范围，建立有限政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不会越过法治的边界，并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牢笼。同时，对于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有本质延伸的国有企业，笔者建议通过解除政策负担、注重资本管理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建设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即政府限制权力，国有企业是竞争中性的，但政府的边界能以这样一种规范的方式来界定吗？这个定义能实质上触及政府的权力吗？国有经济是否以及如何保持竞争中立，国有经济市场化的目标能否实现？事实上，只有扩大个人活动的范围，将原本被认为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交给个人、市场和社会，从而消解政府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制约。同样，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回到没有特权和竞争中立的制度，就必须消除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放开市场准入。

在经济领域，政府以各种形式进行干预和控制，在这种干预和控制的背后，不仅有现实利益的争论，也有观念的争论。一些主流话语，包括非竞争、非排他性、非营利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准)公共物品等。，试图证明有一些特殊的公共领域，而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监管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这些论点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首先，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般均衡为理论前提，以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盈利性为分类依据，将市场中的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证明了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经不起推敲。

首先，一般均衡的分析范式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它太偏离现实，而市场过程理论被认为是对现实市场最合适的抽象。也就是说，正如孟了所说，市场是一个过程，一个从一组错误的价格到一组相互调整的价格纠正错误的过程，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它正朝着均衡的趋势发展，但很难达到均衡。一般均衡状态只是市场的一种特殊状态。因此，从市场过程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上所有产品的正常状态是产品的供求不能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而不仅仅是公共产品所面临的所谓困境。

其次，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公共产品的分类基础是不合适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产权问题，即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不能明确界定或界定它们的成本很高，导致产品不能排除他人的自由消费或使用。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可以绝对定义的产品产权。正是市场过程和企业家对利润机会极其敏感，并能迅速做出反应，使得不同产品的产权逐渐清晰。因此，产权不清不能作为区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依据。

将非营利组织作为分类基础也存在问题。目标成本通常用于衡量盈利能力。但正如布坎南所说，对于有效的决策者来说，成本和收益都是在纯粹主观的意义上进行评估的？？成本是做出选择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它存在于决策者的头脑中，而不是其他地方？？决策者以外的人无法衡量成本，因为主观经验无法直接观察到。可以看出，成本在本质上是主观的，用主观成本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将很难定义盈利能力，因此不能再作为产品分类的依据。

其次，在论证政府干预外部性的必要性方面存在缺陷。在选择理论中，成本是在效用维度上计算的，这是主观的。除了做出选择的人之外，其他人无法准确衡量产品的成本。正如布坎南所说，成本只是价值评价的一种现象，它是人们给予最高评价但未实现的满意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受到外部性影响的人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导致这种成本的决策过程，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对可避免的效用损失的评估。客观观察的实际货币支出不能反映影响选择的成本，即决策者考虑的实际成本。因此，任何估算这一成本的尝试都是完全武断的。基于这一逻辑，私人利益(或成本)和社会利益(或成本)之间的区别将不再讨论，外部性理论的逻辑体系将被打破，政府没有必要干预所谓的外部性产品。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某些产品具有外部性，也不足以证明政府必须干预它们。正如米塞斯所说，即使实施者意识到他的项目会给其他人带来利益并改善他们的福利，只要他期望的利益足够大，他就会愿意承担额外的成本。

第三，信息不对称也不是政府干预的原因。根据哈耶克的离散知识观，市场中的信息分散在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头脑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有意识地获得信息，而信息是不能说的。因此，政府不可能获得比直接市场参与者更多的信息，政府也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对产品的真正偏好，从而设计出一套能够使个人表现出对公共产品真实需求的机制。换句话说，人在本质上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政府也不例外。市场过程理论认为市场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市场参与者可以在不断学习、实践和纠错的过程中发现未知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而政府本身也有信息的局限性。市场是不断学习和发现的过程，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可以看出，没有必须完全由政府提供和生产的公共产品。对于某些产品和服务，政府应该作为一个平等的竞争主体参与进来，接受市场动态的检验。也就是说，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并不构成阻止私营部门进入这一领域的理由。任何时候，该字段都应该对任何生产者免费开放。也就是说，不应因为政府的供应和生产而禁止私营机构尝试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因此，由于某些领域的特殊性，政府不能强行替代市场进行行政控制和干预。相反，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谦逊和对自发秩序的尊重，并遵守抽象的一般规则。

总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恐怕不是明确界定政府主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因为让政府专门在这些领域提供公共产品构成了垄断，并排除了私人提供的可能性。相反，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可能是开放政府向私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所有领域，扩大个人、市场和社会的活动范围，并把政府原先认为必须向个人、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交由私人、市场和社会来完成。扩大人民的活动范围，消解政府权力，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

同样，作为政府在经济领域职能的延伸，国有企业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以及土地和资源租金方面享有优惠政策的特权，而私营企业则受到歧视，处于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无特权的、真正竞争中性的制度，使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适用同一制度。因此，不再需要以关系国计民生、弥补市场失灵为由，为国有企业谋求垄断权。相反，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政府给予国有企业免费或低价占有和消费国有资源的特权。同时，必须消除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开放市场准入，使私营企业的企业家有机会在所有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促进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充分和公平竞争。

(朱/文，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编辑:)

(本文首次发表在2017年7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